近年來，每逢歲末年終總會有兩個話題引發國人關注，一是霧霾，二是氣候變化。前者是秋冬季節里人們的耳濡目染與肺腑之感，而后者則源于媒體的報道，與每年底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各方激烈的博弈有關。表面看，二者的相遇只是時間上的巧合，但深究下去，卻發現彼此間聯系緊密，呈現出正相關。

歷史地梳理，有些國家對以上二者的關注有先后之分。比如歐美抑或日韓，一個多世紀以來直至二三十年以前，均曾受困于大氣污染。比如在英國，發生在60多年前的倫敦煙霧事件令一萬二千多人罹難；60多年前在日本，北九州立城山小學校因空氣污染被迫搬遷；30多年前的洛杉磯對能否在奧運會期間把PM10（那時尚無PM2.5的監測）控制在100μg /m3以下而煩惱。時過境遷，西方諸國空氣污染之痛已載入史冊，取而代之的是對氣候變化的擔憂。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令世人矚目。然而在超常態發展的背后是西方國家分階段出現的環境挑戰在在我們面前的疊加與復合，于是霧霾與氣候變化不期而遇了。

若將今日的情形與已經進入后工業時代的西方國家的空氣、水環境質量數據橫向比較，中國的污染問題確實突兀，這引發網民的吐槽也就不足為奇。然而，翻開世界環境史，中國當下的關鍵環境質量數據要明顯好于歷史上同等發展階段的西方國家的表現，不僅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提前十多年實現拐點，更未出現類似“八大公害事件”那樣的環境災難。應該說這與我們吸取了他人的教訓有關，更得益于國家“超前”將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

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大氣污染因其顯性特征更易被社會關注。而多個研究報告指出，去年入冬以來京津冀地區之所以出現4次嚴重的霧霾過程，氣候變化導致的環境容量的下降不可忽視。國家氣候中心氣候監測室首席專家周兵就曾指出，小風日數增加、濕度偏高等使京津冀大部分地區的大氣環境容量較近10年同期偏低60%以上。而要應對氣候變化，就要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提倡煤炭的清潔化利用，調整過于依賴煤炭的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能源的浪費等等，而以上措施的實施，對大氣污染物的減排和改善空氣質量能發揮重要的協同作用。由此看來，霧霾與氣候變化這兩個熱點環境話題密切相關，減緩氣候變化能夠有效改善空氣質量，而前者目標的實現，有賴于全社會各行各業時時、事事、人人的參與。

今年12月1日，英國《衛報》發表了霍金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指出：眼下正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危險的時刻。我們目前的技術足以破壞我們居住的星球，但我們還不具備逃離這顆星球的能力。或許一兩百年后，我們將在星際建立人類殖民地。但此時此刻，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必須攜起手來，保護地球。

習總書記曾一語道破生態環境保護的精義，“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堅持保護優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的，我們眼下還不能實現星際穿越，但我們也不需要將自己置身于外的抱怨。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每個人能為環境改善做些什么。全民的綠色覺醒重要，全民的自覺行動更有意義，這是一場全民參與的自我救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重溫習總書記的諄諄教誨，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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